在十八线城市诞生一枚摇滚心：独立思考不盲从

　　在十八线城市诞生一枚摇滚心

　　在去年的“文化生活”里，让我最受触动的作品出现在年末：奥斯卡热门影片《波西米亚狂想曲》。电影讲述了传奇摇滚乐队皇后乐队主唱Freddie Mercury(弗雷迪・默丘里)的短暂一生，片名即是乐队巅峰之作的歌名。

　　在我看来，这部电影很难称得上优秀，但当电影里主角坐在钢琴前按下琴键，《波西米亚狂想曲》的旋律响起时，我还是汗毛直竖，身体禁不住寒颤。

　　这种感觉，就像13年前我在高中晚自习的教室里，第一次听到它时一样。那是我人生中买来的第一张CD，我偷偷戴上耳机，按下播放键，唱片开始在我省了半年饭钱才买来的CD机里转动。那是个初夏的夜晚，教室被一种烦闷压抑的气氛笼罩，声场制造出的空间感让我抽离现实，情绪跟着音乐起伏，感觉就像第一次吃到巧克力，第一次喝到微醺，新鲜、沉浸，又妙不可言。

　　那时我对音乐并没有太深的理解，但是歌声里的呐喊或低吟，都充满力量和情感。任何人都能轻易听出这首歌的真诚，而不像大多数流行乐那样媚俗，无病呻吟。

　　当时我在中原地区某十八线城市读高一，这张CD就像爱丽丝梦游仙境里的兔子洞，为我打开了一个与粗粝、市井的小城完全不同的世界。我开始去了解有关摇滚乐的一切，然后第一次得知嬉皮士、垮掉的一代，第一次看到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上疯狂的泥浆大战。

　　这种冲破秩序、拒绝主流，带着强烈乌托邦气质的文化形态，与一个被各种规制禁锢的青少年相遇，我毫无抵抗力。

　　从懂事开始，我就在一个强调“规矩”的环境里成长。在家里，我被要求不能看“闲书”，被要求做一个“听话的孩子”。在学校，我被教育要服从集体，不能质疑权威。

　　庆幸的是，摇滚乐成了打开的一扇窗口，让我有机会解放自己的精神，重新审视身边的一切，自己去分辨、去选择、去表达。

　　事实上，家乡这座小城的人们，活得功利而真实。这里就像一个文化沙漠，务实是最大的美德。小城唯一的一家新华书店里，卖的大多数都是教辅图书，二楼甚至改造成了精品屋。

　　在淘到这张CD之前，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我在书摊上买到一本过期的地下摇滚乐杂志。现在看来，我要感谢市场经济拓展了二手报刊的流通空间。或许这本杂志被打包成捆，按斤卖给了某个二手贩子，又跟着货车里不知跑了多久多远后，才出现在家乡小城的地摊上。最后这本我原本毫无可能接触到的杂志，就这样被我遇到，然后造就了另一个我。

　　那个年纪的我正在质疑一切，这本杂志就像一本指南，让我在无数困惑和无名的愤怒里忽然找到了出口。也就是从那时起，我开始像一条猎狗一样，在家乡小城搜寻关于摇滚的任何一丝线索。

　　与学校一路之隔的“大河音像社”成了我的第一站。这是我们高中学生最熟悉的一家碟店，不管是放学路过，还是下课时出去加餐，它总能为我们提供免费的BGM。在我的印象里，这家音像社似乎一直都在循环播放《两只蝴蝶》和《老鼠爱大米》两首歌曲。

　　大河音像社的老板是个小个子中年男人，夏天时他喜欢穿过膝的短裤，冬天他会戴一副从后脑勺兜耳的耳暖，穿一件灰黄色的夹克，时不时搓搓手，整个人看起来像一个卖水果的，而不是一个音像社的老板。

　　事实上，店里的碟片就是他的水果。他不懂音乐，只能从学生嘴里了解周杰伦、孙燕姿的专辑名字。店里最多的CD是“汽车发烧”系列，摆在最显眼的位置。

　　他永远都笑着面对每一位顾客，就像第一次见到你一样。“老板，你们这里有没有摇滚的碟？”第一次走进店里，我脱口而出这句话，然后下一秒就在心里骂自己傻×。

　　“摇滚？有啊。”老板笑了笑，在小屋子里移动两步，指向墙上挂着的几张CD。我走过去，发现那是些“热舞劲歌”“夜场金曲”之类的“发烧碟”。

　　我接着在小店里搜寻，浏览一堆自己听说或者没听说过的歌手名字。最后，在小店中间唱片架的最下面一层，几张印着奇怪封套图案的CD吸引了我的注意。

　　这几张CD盒子上已经落了一层灰，像是自从被放到货架上后，就再也没有被移动过。我分明认得那几张CD封套上的名字，The Queen(皇后乐队)，Guns N' Roses(枪炮与玫瑰)和Pink Floyd(平克・弗洛伊德)，每个都是被那本地下摇滚杂志称为“伟大”的乐队。

　　我无法想象，就在离学校最近、每天都生产着噪音的音像店里，竟然藏着当时我眼中最珍贵的宝藏。我把它们从货架上取下来，拿给老板。

　　“这是摇滚？”老板有些惊讶。